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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裕是什么样的人?唐朝最后的贤相

发布时间: 2019-07-07

  佛教在唐朝长期盛行,到了后期,寺庙、僧尼之多,简直可以用“泛滥”来形容。佛教的恶性膨胀,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消耗,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赋税和劳役的征调。对于禁佛这件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,武宗与李德裕的想法一拍即合。会昌五年(845年),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禁佛运动开始了。禁佛的结果,造成四万六千多所寺庙被拆毁,收回良田千万顷;使跻身空门的四十一万人还俗,从而让这些壮年劳力重新成为纳税户。唐朝的综合国力以此迅速得以提高,那时,一股中兴气象在唐王朝的天空中渐聚渐浓。

  在唐宣宗看来,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,李德裕在旁,他就感到毛骨悚然。因此,在亲政的第二天,他就罢了李德裕的宰相,然后一路贬谪,直到两年后把他贬到海南的崖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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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德裕(787——850年),字文饶,赵郡赞皇(今河北赞皇)人,唐代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战略家,牛李党争中李党领袖,中书侍郎李吉甫次子。

  会昌六年(846年),就在李德裕雷厉风行禁佛毁寺、王朝国运初现曙光之时,年仅三十三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  令李德裕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牛僧孺被贬后不久,他也得踏上远谪南方的路,而且他所去的地方,比牛僧孺还要远得多。

  才干卓异,力促“会昌中兴”

  可是,这股气象最终没能来得及把天空点亮,熄灭这束光芒的,既有唐武宗的颓然早逝,也有李德裕深陷其中的“牛李党争”。

  等到武宗时李德裕当朝,在收复昭义镇之后,这位决断的宰相开始报复牛僧孺了。他向武宗进言,说当年牛僧孺为相,没有留住刘从谏在京城,致使他返回昭义镇,才酿成了后来的祸患。他接着派人到昭义镇去搜求刘从谏与牛僧孺之间的书信;没能搜着,又指使人作证,说刘从谏一看完牛僧孺的书信就马上烧掉。事情还没完,又有人出来作证,说牛僧孺听到刘稹败亡的消息时,居然发出了叹息之声。就这样,在牵强附会的罪证下,牛僧孺被一贬再贬,一直被贬到今天广东的惠州。

  大中二年(848年)再贬崖州(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)司户,次年正月抵达。大中四年(850年)正月卒于贬所,终年63岁,逝后被封太尉,赠卫国公。李德裕在琼期间,著书立说,奖善嫉恶,备受海南人民敬仰,生前代表作有《会昌一品集》《左岸书城》《次柳氏旧闻》等。

  唐武宗李炎热是一个读书不多、但干事果决的皇帝,他在位时间不长,从公元840年即位,到公元846年三十三岁去世,前后才六年时间。他登基之初就任命李德裕为宰相,并充分信任他。几乎可以说,六年里,是李德裕成就了唐武宗,同时武宗也成就了此前并不得志的李德裕。他们共同配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,平定北方回鹘的边患。

  昭义镇的收复让唐武宗心花怒放,他加封李德裕为太尉、赵国公,食邑三千户。李德裕坚决推辞,在推脱不下的情况下,请求改赵国公为卫国公。唐武宗说:“恨无官赏卿耳!”那意思是:我只恨实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来赏赐给你了!

 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房,早年以门荫入仕,历任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浙西观察使、兵部侍郎、郑滑节度使、西川节度使、兵部尚书、中书侍郎、镇海节度使、淮南节度使等职。他历仕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,一度入朝为相,但因党争倾轧,多次被排挤出京。

  李德裕抨击科举,是因为他看到了科举的弊端:第一,当时的进士科考试,只考诗赋,而轻实务,造成一篇文章出来,看起来华丽得很,却并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干;第二,“呈榜”的做法害死人,“呈榜”就是在放榜前,考官把可能及第的进士名单拿给宰相们一一过目,这样,宰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私心掺杂进去;第三,进士同年之间、座主与门生之间的请托之风盛行,这种风气很容易造成朋党、腐败等流弊滋生。

  李德裕死后,历朝历代对他都评价甚高。李商隐在为《会昌一品集》作序时将其誉为“万古良相”,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并列,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。

  因吞服所谓仙丹而死的皇帝,唐武宗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,他的死,在中国帝王史上只是复制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笑柄,而对于李德裕来说,却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。可是,那时,尽管他已年近六旬,他应该还不想就此结束。

  会昌四年(844年),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,平定泽、涟等五州。功成,加太尉赐封卫国公。

  李德裕往南走,南方的牛僧孺恰好往回返,对于“牛党”、“李党”来说,这种历史机缘,应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。在那个时代,一个人的得势、失势,有时并无道理可讲。在路上,李德裕有诗:“明朝便是南荒路,更上层楼望故关。”

  然而,历史却和他开了个玩笑,在已经定格的历史事件“牛李党争”中,他被认定为“李党”的领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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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德裕曾与文宗、武宗两个皇帝纵论朋党。在他看来,历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气,结党营私,祸害国家,就是朋党;而正直忠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为国家理政,即使交结,那也是志同道合,而不是朋党。

  对“牛李党争”的实质,史学家历来众说纷纭。有认为这是科举出身的“新兴阶级”与“魏晋以来的旧士族”之间的对立,有认为这是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对立,有认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,还有人认为,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罢了。究系怎样,至今未有定论,恐怕以后也难有定论。

  他对朋党深恶痛绝,并严加痛斥;当然,在他看来,他首先自己不是朋党,也永远不会成为朋党。

  痛斥朋党,却陷“牛李党争”

  “牛李党争”从穆宗朝开始,历经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,一共五朝,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。“牛党”领袖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。在晚唐的舞台上,两党交替掌权,文宗时期参差并用,武宗时期“李党”全盛,宣宗时期“牛党”最牛。一党上台,另一党就一概被贬斥外放,这样,在朝廷上进进出出,不知反复了多少个来回。四十年的纷争,消耗了包括李德裕在内的所有朋党成员们太多精力,也消耗了唐王朝仅有的一点气运。